百年黨史的“福建地標”

走進福建省革命歷史紀念館，毛澤東詩詞《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赫然在目。“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豪放詞句定格了這樣一幅畫面：1931年5月，紅軍“七百里驅十五日”，從贛江邊打到閩西，自西而東橫掃國民黨軍隊，第二次反“圍剿”取得大勝。

“福建是革命老區(qū)，黨史事件多、紅色資源多、革命先輩多，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具有獨特優(yōu)勢。”今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考察時如是說。

作為中央蘇區(qū)重要組成部分，紅軍的故鄉(xiāng)、長征出發(fā)地、將軍的搖籃，福建在黨史上留下極為鮮明的印記。

為了一個可愛的新中國，10萬八閩兒女走進紅軍、新四軍和游擊隊的行列，其中近3萬人參加長征；全省為革命犧牲的烈士6萬多人，被殺害和被摧殘致死的革命群眾約達47萬人。

百年黨史是一部浩如煙海的大書，其中有無數鮮活的細節(jié)值得觸摸。讓我們走進“紅旗不倒”革命老區(qū)福建，尋找八閩大地的紅色地標，從地理看歷史，守望一代代共產黨人用奮斗和犧牲立起的精神豐碑。

古田會議：紅軍浴火重生

初夏的閩西上杭古田鎮(zhèn)，漫山青翠，溪水潺潺。穿著紅軍服的“紅色文化研學之旅”成員，唱著革命歌曲，走進古田會議會址瞻仰。會址背后的山上，“古田會議永放光芒”八個紅色大字莊嚴奪目。

古田會議會址，原為“廖氏宗祠”，又名“萬源祠”。這讓古田鎮(zhèn)溪背村村民廖永忠十分自豪。

1917年，古田第一所小學“和聲小學”在萬源祠成立。1929年5月，紅四軍第二次入閩，把“和聲小學”改名為“曙光小學”。至今，古田會議會址外墻上，還保留著紅軍留下的標語“保護學校”。

彼時，中國共產黨誕生不到10年，建軍剛剛2年，紅軍成分日益復雜，矛盾涌現，出現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非無產階級思想。1929年12月，毛澤東主持的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此召開，通過了“古田會議決議”，明確“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實現了人民軍隊的浴火重生、鳳凰涅槃。

“古田會議指明了黨和人民軍隊建設的正確方向——用無產階級思想建設無產階級的政黨和人民軍隊，即‘思想建黨、政治建軍’，解決了‘為誰而戰(zhàn)’的根本性問題。”古田會議紀念館館長曾漢輝說。

作為新型人民軍隊定型的地方，1961年，國務院將古田會議會址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曾為廖氏宗祠大廳的三合土地面，至今猶見斑斑痕跡。92年前那個冬日，參加會議的代表們圍坐在這里，為了御寒他們生起炭火盆。那是炭火，也是革命的火苗、勝利的火苗。

小屋里的預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群山環(huán)繞的上杭縣古田鎮(zhèn)賴坊村，因一座名叫協(xié)成店的舊式民居，吸引無數人前來瞻仰；而當離開時，人們已經牢牢記下八個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沒錯，這里正是毛澤東寫下指引中國革命道路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地方。

“協(xié)成店”，原是一位商人的商號。一樓的廂房有間小屋：一張半米高、一米來寬的木板床，與臨窗擺的簡單桌椅，幾乎占滿整個房間，床下一雙舊草鞋，墻上一頂斗笠，桌上一盞煤油燈。

寒冷的冬夜，毛澤東正是在這間“陋室”里，借著案頭油燈的“星星之火”，奮筆疾書，預言紅色革命必將迎來燎原之勢。

那是1930年1月初，確立“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古田會議剛剛開完，黨內卻仍有不同的聲音。有人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把“中國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等問題丟給毛澤東。

“朱毛紅軍因國民黨軍圍剿，從井岡山一路轉移，直到閩西根據地才立穩(wěn)腳跟，后又因建黨建軍理念分歧，連打了幾個敗仗。”曾漢輝說，這種疑惑在當時的黨和軍隊中有一定代表性。

1月5日，毛澤東在完成阻敵戰(zhàn)斗任務后住進協(xié)成店，當晚，寫下一封六七千字的回信，希望幫助部分人員提高認識，轉變思想，并教育全軍。

信中，毛澤東指出，“政權發(fā)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提出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論斷，并以詩意的語言形容那快要到來的革命高潮——

“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果然，不到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長汀羅漢嶺：瞿秋白高唱《國際歌》，留下人生最后影像

在古城長汀，背靠羅漢嶺，高大的瞿秋白烈士紀念碑靜靜地矗立著。

1935年2月，紅軍長征后留守蘇區(qū)、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奉命從瑞金轉移到上海從事革命工作，在向閩西突圍時不幸在長汀梅逕村被捕。

6月18日，瞿秋白用俄語一路高唱《國際歌》，在羅漢嶺一處草地英勇就義，年僅36歲。

在長汀中山公園涼亭前，瞿秋白留下人生最后的影像。照片中的他，上身著黑色中式對襟衫，下身為白布過膝短褲和黑線襪，足蹬黑布鞋，背著雙手，昂首直立，神態(tài)自若。

在羅漢嶺，瞿秋白環(huán)視四周“山上青松挺秀，山前綠草如茵”，脫口而出“此地甚好”，便在草地上盤腿而坐，含笑飲彈。

為緬懷先烈、激勵后人，1952年，長汀在瞿秋白烈士就義地，興建了“瞿秋白烈士紀念塔”；1965年修繕后改稱“瞿秋白革命烈士紀念碑”；2006年又興建了瞿秋白烈士紀念館。

距此不遠的長汀縣博物館，曾為汀州試院所在地，又是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舊址。博物館一角，有處逼仄的房間，曾是關押瞿秋白的地方。瞿秋白人生中最后一段時光就在這里度過，共被關押了41天。

在這間臨時囚室里，瞿秋白面對敵人各種利誘、勸降、威逼，始終不為所動。他在這看書、寫詩、刻圖章，留下《多余的話》和《卜算子·詠梅》等作品。

囚室外的石榴樹，見證了瞿秋白的最后歲月。“這棵石榴樹年年開花，依然鮮艷，正如瞿秋白堅守的革命信仰那樣，生生不息。”博物館講解員李艷斌說。

寧化：“千擔紙、萬擔糧”，這里有個“中央蘇區(qū)烏克蘭”

三明市寧化縣河龍鄉(xiāng)，村民伊宏聲和妻子正冒雨犁地、插秧。寧化是全國產糧大縣，河龍鄉(xiāng)種貢米已有1000多年歷史。

作為中央蘇區(qū)核心區(qū)、長征出發(fā)地之一，寧化為紅軍籌糧籌物，贏得“中央蘇區(qū)烏克蘭”美譽。“紅軍來了打土豪分田地，農民翻身做主人，哪能不支持紅軍呢？”伊宏聲說。

“千擔紙、萬擔糧”，1931年至1934年，寧化累計為紅軍捐獻糧食20余萬擔，僅1934年就捐獻10萬余擔。

“別看捐糧這么多，那可都是‘一粒米、一口飯’省出來的。”寧化縣黨史與地方志委員會黨史股股長謝麗梅說。

為支援前線，寧化蘇區(qū)婦女連經常趕制布草鞋，共捐獻了20余萬雙；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寧化群眾自發(fā)將家中門板拆下來送到前線做擔架、病床。

當時，寧化還建立了紅軍兵工廠和被服廠，建設中央蘇區(qū)造紙業(yè)生產基地，辦起了硝鹽、樟油、鐵業(yè)等生產合作社。

寧化群眾參加紅軍十分踴躍，出現了兄弟同參軍、父子齊上陣、夫妻一條心等動人場景。

“那時整個縣城幾乎找不到二三十歲的男丁，大家都去參加紅軍了。”96歲的鄒紹良說。

在淮土鎮(zhèn)鳳凰山，紅四軍駐地暨“擴紅”指揮部舊址，一棵400多年的老槐樹見證了張恩銅和他新婚一個多星期的妻子蘇琴英成為“第1001名”和“第1002名”紅軍的故事。

史料記載，1929年3月至1934年10月，寧化縣16000多人參加紅軍。當時全縣總人口13萬多人，相當于每8人中就有1人參加革命，是福建中央蘇區(qū)縣中參加革命人數最多的縣之一。

漳州芝山紅樓：毛澤東軍事思想嶄露頭角

在福建漳州中心城區(qū)，有座三層小紅樓——芝山紅樓。當年，它與紅軍只有短短一個多月的交集，如今，作為“毛主席率領紅軍攻克漳州紀念館”，芝山紅樓地位獨特。

紅樓外墻上一行大字“組織民族革命戰(zhàn)爭，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將人們的思緒帶回1932年——那年春天，中國工農紅軍東路軍翻過武夷山，跨過汀江，一路攻下漳州。

攻克漳州后，毛澤東曾在芝山紅樓居住、工作20多天。這期間他主持召開東路軍師以上干部會議，并親自指導地方黨組織，為發(fā)展閩南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如今，紅樓內毛澤東工作過的房間，依然陳列著煤油燈、單人床以及一對馬口鐵做的箱子等物件，歲月仿佛在此凝固。

漳州戰(zhàn)役的勝利在當時是一場“及時雨”。“由于‘左’傾路線，紅軍在贛州戰(zhàn)役中失利，在此背景下，毛澤東率領的東路軍在漳州戰(zhàn)役中大獲全勝，不僅一掃陰霾，也奠定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地位。”紀念館館長鄭愛清說。

紅樓里有張照片記錄了戰(zhàn)果，照片上是兩架飛機——這是中央紅軍首次繳獲飛機，一群年輕人滿是好奇地圍觀著。

照片背后還有個故事：當時11師政委劉亞樓也在圍觀者中，22歲的他滿腦子都是“飛行夢”。17年后的開國大典上，他如愿成了人民空軍首任司令員。

作為港口城市，漳州在數百年海外貿易中積累了大量財富。漳州市作家協(xié)會主席陳子銘說，紅軍進漳后，原本在族叔錢莊做出納的當地青年高捷成毅然加入紅軍，并在隨后一個多月里，協(xié)助紅軍奔走籌得100多萬元銀元和大量物資。那時候，在有著“紅色小上海”之稱的長汀，這一數字也不過是5萬元。

當時，漳州有1500多名青年加入紅軍。報名參軍的除了貧困百姓，還有南山寺7名和尚，以及在閩南求學的30多名臺灣學生。“紅軍給這座城市帶來生生不息的火種。”漳州市黨史辦副主任曾一石說。

“囊螢之光”：掀起東南革命風暴

由廈大西門進入，步行數十米，就來到一幢石木結構、紅瓦白墻的三層小樓——“囊螢樓”。這座小樓，在八閩大地黨史上寫下傳奇一筆：福建省第一個黨支部——中共廈門大學支部在這里成立。

上世紀初，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在家鄉(xiāng)廈門集美創(chuàng)辦集美學校，培養(yǎng)了諸多進步學生。羅揚才與李覺民是其中出類拔萃的兩位。

1924年，羅揚才考進廈大預科。次年12月，他升入廈大教育系學習，住在囊螢樓111室宿舍。

廈大由陳嘉庚先生1921年獨資設立，是中國第一所由華僑創(chuàng)辦的大學。“囊螢”的典故，出自《晉書·車胤傳》：“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以照書。”

1925年11月和第二年1月，羅揚才和李覺民先后到廣州參加會議，兩人被會上的共產黨臨時支部吸收入黨。為加快廈門地區(qū)建立黨組織，中共廣東區(qū)委調派廣東大學學生黨員羅秋天轉學廈大。

1926年2月，羅揚才、李覺民和羅秋天三位共產黨員，在囊螢樓111室宿舍內舉行秘密會議，宣告福建省第一個黨組織——中共廈門大學支部誕生。

從此，代表真理與革命的“囊螢之光”，以燎原之勢，推動閩南、閩西地區(qū)革命迅猛發(fā)展。到1927年廈門“四·九”政變、羅揚才英勇就義前夕，廈大黨支部已在閩西南地區(qū)建起28個黨支部，發(fā)展了近300個黨員。

廈大黨支部成為閩西南地區(qū)建黨的發(fā)祥地和播種機、革命運動的策源地，被譽為“八閩大地的革命搖籃”。

時光荏苒，“囊螢之光”永續(xù)向前。1986年，廈大校園內建起羅揚才烈士塑像。羅揚才烈士所代表的革命精神成為廈大“四種精神”之一。2019年7月，廈大發(fā)起“揚才計劃”，成立了“揚才先鋒黨支部”。

“我們要讓囊螢之光歷久彌新、永不衰朽。”廈大黨建辦主任廖志丹說。

福州“雨花臺”：一場感人至深的“刑場婚禮”

雞角弄被稱為福州“雨花臺”。新中國成立前，這里是福州的監(jiān)獄、刑場。經歷百年滄桑的荔枝樹見證，180多位烈士在這里為革命獻出一腔熱血。

作為雞角弄烈士、首任中共福州地委書記方爾灝的后人，方正一直在為這處紅色地標奔走呼號。他掏出一本紙頁泛黃、手工整理裝訂的“書”說：“這是我們烈士后人聯(lián)誼會多年搜集的雞角弄烈士事跡傳記。但還不完整，有很多烈士沒留下姓名和記錄。”

從上世紀20年代中期起，先進青年翁良毓、方爾灝等先后成立了福州首個共青團和黨組織，這也是福建最早的地方黨組織之一。他們領導工、農、學、婦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把福州地區(qū)的革命活動推向高潮。

1927年4月，國民黨反動派在各地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及革命群眾。福州“四三”反革命政變中，“刑場婚禮”的故事感人至深。

一個是中共福州地委書記，一個是福州婦女部部長，革命伴侶徐琛和余哲貞在就義前的最后一刻，把國民黨反動派的槍聲當作結婚的禮炮。

徐琛后人陳小佳說，“刑場上，國民黨要先槍決徐琛，余哲貞說：‘慢著，我們一同革命一同入黨，死也要死在一起’，兩個人緊緊地抱在一起，子彈穿透他們的胸膛。”

百年荔枝樹開花結果又一年。烈士后人立下一塊“福州雞角弄革命先烈就義處”紀念碑和銅牌。2014年9月30日，國家首個烈士紀念日，福州市委市政府豎起一塊旗幟型紀念碑。“這段歷史不只屬于我們烈士后人，更屬于社會大眾。”方正說。

張山頭1343座無名紅軍墓：漫山紅飄帶

在武夷山張山頭自然村，紅軍先烈的故事在當地村民口中代代相傳。這里，有無名紅軍墓1343座，一處連著一處，每處都壘三塊青磚，立一截竹板。

上世紀30年代，張山頭是閩北紅軍中醫(yī)院、中共閩北分區(qū)委和閩北紅軍獨立團駐地，曾多次發(fā)生慘烈戰(zhàn)斗。

武夷山市文管所專家趙建平說，戰(zhàn)事最激烈時，送往張山頭紅軍中醫(yī)院的傷病員多達三四百人，村民自發(fā)組織擔架隊、洗衣隊，家家戶戶都是住院部。

閩北革命歷史紀念館館長羅永勝介紹，當時國民黨進行封鎖“圍剿”，紅軍傷員死亡率較高。從1928年至1935年，張山頭千余畝山林中，形成了規(guī)模龐大的紅軍墓群，“墓群遺址面積之大、人數之多為國內所僅見。”

除了無名紅軍墓群，這里還有1931年立的刻有“紅軍墓”字樣和五角星圖案的墓碑一方，以及戰(zhàn)壕、炮臺、練兵坪等遺址和遺跡。

2019年10月，張山頭紅軍墓群被國務院核定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當地村民把無名墓中掩埋的烈士視為親人，每逢清明和中元節(jié)，都奉上一掬米、一把鹽、一炷香。近些年來，當地老鄉(xiāng)還依清明風俗，劈開竹子取“生”竹片為“碑”立于墓前，竹片上用紅漆標出編號，并系上紅飄帶。

一位游客在瞻仰紅軍墓群時說，看到漫山遍野的紅飄帶，就像看到當年的紅軍先輩一樣。“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我知道他們?yōu)榱苏l。”

百丈巖：九位紅軍從這里縱身跳下

在閩東寧德，有座百丈絕壁巍然聳立。谷底石壁上，葉飛將軍書寫的“百丈英風”蒼勁有力，無聲訴說著80多年前的壯烈故事。

早在1931年初，閩東地區(qū)就建立了工農武裝。在葉飛領導下，1934年9月秋，中國工農紅軍閩東獨立師在寧德霍童鎮(zhèn)桃花溪村成立。

1936年10月，為了打破國民黨反動派新的“清剿”和封鎖，時任閩東特委組織部長的阮英平率領閩東獨立師第三縱隊120多人，從連江羅源山區(qū)轉戰(zhàn)寧德，駐扎在虎貝東源村。

某天中午，一陣槍響打破山村寧靜。國民黨省保安團以三個連的兵力，從正面、左面和右面向東源村包抄過來。

紅軍且戰(zhàn)且退，向石崖“百丈巖”方向撤退。為了掩護大部隊，第二支隊長、23歲的阮吳潤帶領戰(zhàn)士奉命迎著彈雨沖向巖頂。包括他在內的9名戰(zhàn)士，在敵人的包圍下毅然跳崖，壯烈犧牲。這個故事被人們稱為“閩東版狼牙山五壯士”。

縱隊其他人突圍后，輾轉閩東各地繼續(xù)開展游擊戰(zhàn)爭。1937年，閩東紅軍獨立師和游擊隊在桃花溪集結，1938年1月移駐屏南，正式改編為新四軍第三支隊第六團。

寧德市蕉城區(qū)委黨史研究室主任蘇曉靜介紹，六團先后參加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和抗美援朝戰(zhàn)爭，在多次戰(zhàn)斗中屢立奇功，被譽為“百旅之杰”。

新中國成立后，有關部門多方查證百丈巖九位紅軍，能確定身份的烈士有6位，他們是阮吳潤、馮廷育、余深德、高細瑤、謝兆量、何幫燦，年齡最小的19歲，最大的也才34歲。如今，仍有3位壯士的姓名和年齡無法查清，也不知他們來自何方。

“百丈巖戰(zhàn)斗的偉大意義，不僅在于英勇犧牲的精神，更在于九位紅軍用寶貴生命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他們值得后人永遠銘記。”蘇曉靜說。

莆田大洋鄉(xiāng)：閩中支隊迎解放大軍南下

革命史詩碑園、紀念亭、陳列館……白墻琉璃間，閩中支隊司令部舊址的每一場景都仿佛在述說當年的革命故事。

1949年春天，中國人民解放軍閩浙贛人民游擊縱隊的一部分——閩中支隊司令部成立，地點就在今天的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區(qū)大洋鄉(xiāng)。

“大洋的土地是紅色的，大洋的人心是向著紅色的。”閩浙贛人民游擊縱隊閩中支隊司令部舊址革命陳列館講解員陳錦秀說。從上世紀20年代到解放前夕，游擊隊一直活躍在大洋鄉(xiāng)。

解放前夕，大洋這片紅色土地發(fā)生過一場驚心動魄的保衛(wèi)戰(zhàn)。

1949年7月27日，國民黨當局獲悉閩中司令部與人民解放軍先頭部隊在大洋會師的消息后，立即以省保安6團為主力，糾集3000多人，從四個方向撲向大洋，妄圖一口吃掉閩中支隊和解放軍先遣部隊。

當時的先遣部隊偵察連加上司令部游擊隊員，總兵力不足500人。司令部廣泛發(fā)動群眾。經過三天三夜大戰(zhàn)，進犯大洋的敵人終于在8月1日早晨匆匆撤往福清。大洋軍民用反“清剿”斗爭的勝利，迎來南下的人民解放軍。

莆田是福建最早建立中共地方組織的三個地區(qū)之一，是中共閩中地方組織的發(fā)源地和主要活動地，新中國成立前的革命斗爭史持續(xù)24年，贏得了閩中“紅旗不倒”的贊譽。

“艱難革命時期，老百姓與紅軍始終站在一起。沒有擔架抬傷員，他們就把自家門板拆下來做擔架。門板不夠用，他們就用竹子和稻草編擔架……”每次有研學團隊來到陳列館，陳錦秀都會講起“草編擔架”的故事。“應該把閩中紅色故事講給下一代聽，把紅色文化傳承下去。”

（新華社北京6月15日電）